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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軍:民法典是具體法治的路線圖

          來源:《 人民日报 》( 2015年01月09日   05 版)

          我們重視的並不僅僅是民法典這種形式,而是它能夠發揮的功能。期待通過民法典,實現我們對應然的法治秩序建構的理想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編纂民法典的要求。事實上,早在2001年前後,法學界就曾熱烈討論民法典編纂。然而,由于各種原因,在接下來的10多年,民法典編纂這個話題被冷落了。時至今日,中國的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物權法、侵權責任法陸續出台,最高人民法院也頒布了大量的民商法方面的司法解釋。那麽,今天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民法典?

            关于未来中国民法典究竟应该呈现何种形态,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即使在民法学界内部,也远未取得共识。总而言之,我们并不是为了民法典而民法典,我們重視的並不僅僅是民法典這種形式,而是它能夠發揮的功能。期待通過民法典,實現我們對應然的法治秩序建構的理想。民法典虽然并非灵丹妙药,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工具。

            因此,當我們說民法典,我們其實是在說民事立法的科學化。中國現有民事立法産生于不同曆史時期,貫徹了不同的社會、經濟政策導向,彼此之間多有沖突而不能融洽無間,給司法適用造成了不小的困境。這些相互沖突的法律需要彼此協調,形成一個邏輯嚴密、價值自洽的法律體系,才能便于司法適用,有效規範社會生活。而唯有民法典編纂,才能真正實現民事立法的科學化。

            其次,當我們說民法典,我們其實是在說,在中國的民法領域,應該建立一種健康合理的法源體系,改變目前存在的立法者與裁判者角色錯位,法源體系混亂的局面。民事立法者爲普通民衆以及裁判者提供一套相對細致、嚴密、具有可操作性的規範,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這也是依法裁判的最低限度要求。編纂一部相對完備的民法典,可以爲法官提供具體、明確的裁判依據。對于普通民衆而言,一部具體和明確的民法典的存在,將使得其預測行爲的法律後果,變得更加容易。從長遠來看,這也有利于減少交易成本,避免當事人通過訴訟來獲取不當利益的機會主義行爲。

            再次,當我們說民法典,我們其實是在說,中國的民事領域的立法者、法官和法學家需要建立一個共同的實踐性的話語交流平台,並且以此爲基礎,形成真正的法律人共同體。若能集法學界全力,認真編纂一部民法典,將會更好凝聚共識,以中國民法典作爲立法者、法官和法學家共同的話語平台,各有分工與側重,也有相互砥砺與交流。如此,中國民法學知識傳統的建立就具有了一個堅實的基礎。而這一知識傳統,其實也是建立屬于我們自己的、關于法治的意識形態的最堅實基礎。

            最後,當我們說民法典,我們其實是在憧憬和描繪一個關于具體法治的路線圖。法治的文化土壤與精神氣質,更多是在日常生活裏發生的瑣碎爭端中逐漸培養和確定起來的規則意識,以及對他人權利的尊重和對自己權利的堅定維護。民法典及其所調整的私人領域,以及民法典所維護的私人權利,恰恰就是塑造法治的日常性也是最深層次的力量。

            中國的老百姓人手一本民法典,在必要時引經據典,維護自己的權利,這注定只是一種略帶浪漫色彩的想象,畢竟法律是一種具有相當高的專業門檻的知識體系。但不能否認的是,通過民法典編纂,將爲私人保障其自由活動的空間,並由此劃定公共權力不得逾越的界限,這正是法治的核心內涵。

            (作者为178国际娱乐副院长、教授)